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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20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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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韩国导演金基德：《阿里郎》不是"情色片"
2012年06月21日09:53来源：时代周报
金基德只有五分钟的拍摄时间，原本答应借出摄影棚的摄影师临时变卦，记者只好拉他到没有人的他房间的浴室，面对这样冒失的要求，导演却欣然同意。 本报记者 郭杨 摄
金基德
1960年生于韩国庆尚北道奉化郡，后全家移居汉城，中学没毕业就辍学走进工厂。1990年，前往巴黎深造美术，两年后回国，贫困潦倒下开始尝试剧本写作。1996年拍摄第一部电影《鳄鱼藏尸日记》，从此佳作不断，擅长“暴力美学”，关注边缘人群。1999年，《漂流欲室》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竞赛单元，其惊世骇俗的影像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2004年2月，凭《撒玛利亚女孩》在柏林电影节被授予“最佳导演奖”。9月的威尼斯电影节，《空房间》摘取“最佳导演银狮奖”。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以《漂流欲室》、《撒玛利亚女孩》等片征服国际的导演金基德，是韩国获奖最多的导演。他的电影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当《漂流欲室》在电影院放映的时候，不少观众因为画面的残酷而晕厥过去；《空房间》放映到70分钟时才有一句三字对白；一部《真相》，动用了18部摄影机，居然在200分钟内就拍摄完成……
近日，一头花白头发、穿着随意的金基德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其展映影片《阿里郎》依然惊世骇俗。金基德以纪录片的方式，在该片中将自己毫无保留地呈现给观众，其极端残酷但又真诚坦白的表现方式与其以往作品一脉相承。
描写社交恐惧症三年
在上海电影节展映的影片《阿里郎》，是金基德2008年患上社交恐惧症、离群索居三年后的第一部作品——影片没有具体的故事，编剧、导演、演员、后期制作、主题曲演唱，全部由金基德一人完成。去年，该片在戛纳获得“一种关注”奖。
“韩国人高兴也好，悲伤也好，总要唱几句《阿里郎》。《阿里郎》是一首很古老的韩国民谣，它可以吐露人心里的一种憾，所以这个名字非常能够反映我三年里的心情。”金基德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我创作《阿里郎》，是因为在隐居前10年，我拍了15部电影，也获得了很多国际电影节和观众的认可，但现在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并且思索自己究竟要什么样的电影。”
《阿里郎》片长1小时40分钟，纪录了金基德隐居在一间山间木屋里的生活。除他之外，影片里唯一的活物是他养的一只流浪猫。他在片中的表演甚至可以说成是“人格分裂”：他一会儿扮演拷问自己的人，一会儿又扮演回答拷问的人，一会儿又变成了剪辑这些画面发出嘲笑声的金基德。这是一场自问自答式的反省，他提到《悲梦》拍摄时女演员发生意外、遭遇助理导演背叛、韩国社会的问题等。他在自问自答间，不时饮酒、痛哭、自嘲、大骂脏话、高声唱歌。影片最后，金基德自己制作手枪，带着手枪开车前往市区，在不同的地点扣动扳机，仿佛将过去的自己一一杀死。
“那些我曾经参加过的电影节，我非常想念你们，是你们让我被这么多观众熟悉，如果不是你们发掘了我，金基德只是一个在韩国国内票房失败的导演。”他将自己的影片《冬去春来》在影片里播放，在他扮演的和尚负重前行的那一段时，画面外的金基德哭得撕心裂肺。
国际电影节“宠儿”
高声唱着“阿里郎”的金基德52岁，在“国际大导演”的行列里早已占据了一席之地。他从未受过任何正规科班教育，甚至连副导演都没有做过，但他无疑是韩国导演里最成功的一位。
30岁前的人生，他宁愿全部忘记。他的父亲是个经历过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因在战争里中枪伤所致的慢性病而备受煎熬。他对金基德过分严厉，一心希望儿子能开办工厂成为有产者改变家中贫困的现状。少年金基德极为惧怕父亲家常便饭式的呵斥，经常心情忧郁到连饭都吃不下，只好在饭后偷拔后院的大白菜充饥，乡下那种泥土砌的厕所也成为他躲避父亲的地方。
青春期几乎都是在工厂里度过。为了谋生他离开学校后在各种机器前日夜劳作，直至20岁入伍，加入韩国海军。当完5年的兵，又在一家残疾人收容所里干了5年的体力活。但他热爱画画，从未放弃。
1990年是金基德生命的重要转折点，那一年他30岁，倾尽所有买了一张去巴黎的飞机票。“我在法国蒙托利埃海滩画了两年画。我没有参加任何官方展和其他活动；我只是自己画画，在街上展示我的作品。我在德国慕尼黑也弄过街道展，在那里我知道了埃贡·希勒的作品。我在《坏小子》里放入他的画，是因为第一眼扫过这些画会让人觉得很粗俗，看上去像是淫秽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凑近一点看，却是非常纯净的。他们展现出那些被欲望包裹着的人的形象。”
两年后，金基德回到韩国，但生活境况仍不容乐观。为了争取资金，他以生疏的书面语在6个月内火速写了几个剧本，居然获奖，由此开始了从美术往电影的转变。1996年，他凭借之前两年《二次暴光》、《非法穿越》获韩国电影委员会最佳剧本奖，筹得资金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鳄鱼藏尸日记》。
1997年，金基德的第二部电影《野兽之都》出炉，并首次入选第16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而这也是他的一部半自传色彩的影片。次年，《雀笼小客栈》成功打入欧洲，曾展出于柏林电影节等八个国际大中小电影节。
1999年，《漂流欲室》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竞赛单元。其惊世骇俗的影像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2001年他凭借《收件人不明》再度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竞赛单元，不过依然饱受争议。2002年，金基德的影像语言日趋完美，其最重要的作品《坏小子》二度入围柏林电影节，但仅获得艺术奖和演员奖。同年，他说服偶像明星张东健出演自己的低成本电影《海岸线》。
2003年，金基德推出《春夏秋冬又一春》，本片当选韩国当年十大佳片之一，并有幸代表韩国角逐2004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2004年2月，金基德以《撒玛利亚女孩》第三次出征柏林电影节，终被授予了“最佳导演奖”的肯定。9月份的威尼斯，他的《空房间》不仅迟到地破格入围，更出人意料地摘取“最佳导演银狮奖”。
票房失意
然而终究还是敌不过国内舆论压力和票房失意。
与其国际声誉相比，金基德在韩国国内十分不受待见，票房惨败、恶评不少，一度让金基德无法在韩国本土发行影片。与此同时，由于他的电影主要聚焦于描写“边缘人群”的生活，很多韩国媒体认为金基德电影中的韩国过于黑暗，他在国际上的声誉是建立在损害韩国人民族性的基础上。
“我凭借低成本电影的贫穷，要求人们观看自己的电影，把那些自虐、自我安慰式的电影说成是艺术电影，亵渎了崇高的韩国艺术电影和电影工作人员……我的电影太可笑了，夸张地暴露大家都想遮掩的羞于见人的部分。对不起大家！我煽动人们对不安的未来和社会产生了更多的怀疑。人要吃好吃的，但它变成粪便后谁也不想沾到它…… 我问你们，你们有不看金基德电影的信心吗？我想如果我现在死了，金基德会被重新提起。那些憎恶我的、否定我的人，在我死后，会以另一种态度争先恐后地看我的电影。我的这种想法是不是太自大傲慢了，不过这应该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曾经一度，他这样回应。
2008年，金基德突然开始了在韩国京畿道坡州的隐居生活。据当时的媒体报道，金基德是因为自己的剧本被信赖的人盗用受到刺激开始隐居。由他撰写的电影剧本本准备开拍，但是因为一时找不到投资而暂时停止了影片的拍摄计划，没想到这个时候，金基德平时最信任的弟子张勋导演私自盗用金基德的剧本拍摄影片并取得成功，让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隐居三年，制作《阿里郎》的同时，也让金基德知道了今后电影道路的方向。2011年，金基德以编剧《丰山犬》复出，这部由其一手栽培的新人全宰洪导演的作品，成为金基德难得盈利的电影，也被媒体称为其商业转型制作。“全宰洪导演告诉我，《丰山犬》已经开始盈利，终于能够给演员们分红，有很多观众关注这部影片。听到这个消息，我都忍不住哭了。我的剧本制作的这样低成本的电影，居然能在韩国影院盈利，我真的不敢相信。虽然也有演员、导演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但‘金基德作品’能有这样的好日子，真是没有预料到。如今，韩国的观众们终于愿意听我讲故事，这让我万分感激。”与此同时，有消息称，金基德第18部作品《圣殇》有望登陆8月29日开幕的第6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目前该片已经受到了各国电影人的关注。
现在，再有人问他：票房和奖项哪个重要？金基德说：“肯定是都重要。”
“关注边缘的风格不会变”
在上海电影节期间见到金基德，亲切和善之余，意外的苍老。他坐在主办方安排的狭小房间里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说到高兴之时，仰天大笑；说到苦楚往事，低头自嘲。当摄影记者请他到厕所拍摄照片时，金基德竟然欣然应允。他一脚踏入浴缸，摆出各种造型，表情怡然自得。
时代周报： 《阿里郎》是你隐居三年期间的作品，据说拍摄目的是为了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并思考自己究竟要什么样的电影。现在你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金基德：是。拍摄《阿里郎》之前，很多次我都有想死的念头。不喜欢人、也无法理解人，可是通过经历《阿里郎》里经历的一切，我开始觉得不是别人有问题，而是我自己内心的问题。所以通过拍摄这部片子，我内心找到了答案。
时代周报：这是否意味着你的电影风格会因此改变？
金基德：我不能确切地说自己会在风格上有什么样的变化。不过我可以说一下，我的下一部作品《圣殇》现在已经拍摄完成，正在做后期。《阿里郎》是纪录片，《圣殇》是一个剧情片，一个有关复仇的故事。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残忍的场面出现。
时代周报：你的作品之前一大特点是关注社会边缘人，这一点会有所变化吗？
金基德：不，这一点不会改变。我还是会延续关注边缘人物的风格。
时代周报：除此之外，你的作品中对白也出奇的少。
金基德：在我的电影里，那些人们不能言语是意指他们曾经受过很深的伤害。他们对他人的信任不复存在是由于始初的诺言破灭。比如他们被告知“我爱你”，然而承诺的人却并非真情实意。因为种种的失望让他们失去了信仰和对他人的信任，于是不再言语。
“在电影里问人生”
时代周报：你在《阿里郎》里说，如果没有电影节挖掘你，你只是一个在韩国国内票房失败的导演。你认为自己票房失败的原因在哪里？
金基德：在韩国的电影市场里，如果这部电影在剧场里拿不到票房，基本就意味着“死掉”了。我的电影，主要靠的是欧洲电影节的关注，以及欧洲观众来看我的电影，因此得到了一些制作费。所以我非常感谢欧洲方面给予的支持。中国的新生代导演，比如贾樟柯、娄烨、陆川，其实跟我的状态是差不多的。
时代周报：就像你刚才说的，中国导演也有这个困境。对此你有没有想过对策？
金基德：现在随着科技发展，都可以用数码的摄像机、手机来拍电影，所以成本会有所降低。而且我现在在国际上稍微有点声望，所以很多演员即便不收钱也愿意与我合作，所以在成本上我可以控制在很少。
时代周报：韩国可以说是一个传统价值观占特别重要地位的国家，但是你的作品的某些方面其实是有悖伦理的，中国国内是把你的影片归类到情色电影里去的。你觉得这两者是个矛盾吗？
金基德：我想反问你，你觉得这是一个矛盾吗？
时代周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韩国的情色电影在亚洲的电影圈已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属于自己的道路，你的作品就是其中的代表，但电影里所表现的伦理很显然与韩国主流社会是撕裂的。
金基德：其实我并不觉得我的电影是色情的，我觉得将我的影片归为情色片，是看的人的问题。能看懂我电影的人，能在电影里找寻到快乐、意义和眼泪的人，就是一个懂人生的人。我的电影里总是在问，比如你是如何理解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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